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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标准概说

时间:2021-3-1 14:08:08 浏览:2

所谓标准,指的是衡量事物的准则。翻译标准指的是用来评判、指导翻译实践的准则,它必须具有科学性、可行性和实用性。


所谓科学性,我们的意思是:翻译标准必须合乎逻辑,经得起推敲,能用于检验翻译实践,对翻译实践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可行性的意思是:翻译标准必须符合实际,有可操作性,标准不能定得过高,否则该标准就不成其为标准,而只能是翻译的理想境界;实用性的意思是:翻译标准必须能用于指导翻译实践,不能太理论化,能用于衡量翻译的质星。


在翻译学科中,翻译标准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人类所从事的一些髙级活动需要标准以指导人们的行为。翻译也不例外。翻译不能没有标准,否则,翻译作品会出现紊乱现象,其道理很简单,就像产品的制造,标准不同,生产出来的产品自然就不一样。不过,由于消费者的需求不同,我们可以制定完全不同的标准用于生产不同的产品。翻译不同于产品的制造,翻译是把一种语言文字所承载的语义信息、风格信息及文化信息在译入语中完美地再现的创造性活动,任何种类的翻译都是如此。


翻译标准的制定是以翻译实践为基础的。翻译标准是翻译人员从事翻译实践时所追求的目标,是翻译的最高境界。能否达到这种境界取决于翻译人员的翻译水平。严格地说,能真正达到翻译标准并非易事。尽管如此,好的译作仍然存在。


标准是人们做事的准则,有了标准,我们在实践时才有方向。翻译者在具体翻译时也许不会想到什么翻译标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根本不需要翻译标准。事实上,任何翻译者心中都有一个翻译标准,尤其是遇到问题时,标准就显得格外重要了。例如,在翻译过程中出现由于文化隔阂而造成的不可译性,译者应该怎么处理呢?如轿车品牌“蓝鸟”(Blue Bird),不会让中国人联想到“福气”,而Blue Bird 能让英美国家的人联想到好运气。如果译者能用“功效等同”的翻译标准来指导自己的行为,他可大胆地将Blue Bird翻译成“福鸟”,况且,“福”与英语Blue有谐音。


翻译标准是翻译理论与实践的最重要的问题。翻译理论是从翻译实践中概括出来的有关知识的有系统的结论以及对翻译有关的现象或本质所作的系统的描写或阐释。翻译理论所做的一切阐释中最重要的就是翻译标准。没有翻译标准,对翻译描述就会失去理论依托。如对翻译文体的描述,怎样在译文中再现原作的文体风格,应该通过什么手段再现等,在没有翻译标准的情况下,我们很难对此做出 阐释,有翻译标准作为准则,就可以更好地对文体风格在传译过程中进行描述和阐释。


“翻译的理论研究涉及的范围很广,但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厘定翻译的准则”。这里“翻译的准则”指的就是翻译标准。“翻译标准问题是翻译理论的核心问题,也是一个哥德巴赫猜想式的问题”。辜正坤把翻译标准比作哥德巴赫猜想不无道理。迄今还没有大家完全达成共识的翻译标准。目前在我国译界似乎基本认同很难有一个统一的翻译标准。传统的“信、达、 雅”虽然还没有被推翻,但是,其霸主的地位开始动摇翻译界在近二三十年來 对翻译理论的研究有长足的进展,其中对传统的翻译标准.如信、达、雅,神似,化境等己经有深入的研究和评论。同时,译界同仁一直对翻译标准不断探索、讨论、论争。传统的翻译标准基本停留在二元对立的层面上。所以,辜正坤提出翻译标准的多元化。他认为,“翻译标准多元化指的是多而有限,而不是多而无节,它意味着我们应该以一种宽容的态度承认若干个标准的共识性存在,并认识到它们是一个各自具有特定功能而又相互补充的标准系统”。辜正坤的观点充分说明了一个客观事实,这就是,多种翻译标准并存的必要,如,神似、形似的文学标准就不能用作商务翻译标准。即使同是商务翻译,商务法律、法规的翻译标准与商务广告的翻译标准又有不同之处。辜氏提出一个标准系统:绝对标准——最髙标准——具体标准。他认为,绝对标准是原作本身,最髙标准是最佳近似度,具体标准是具有实用价值的具体标准,既分类标准。我们认为,以原作作为翻译标准, 理解上有些令人费解,原作是翻译的信息源,翻译的一切方法必须以原作为基础, 原作作为标准,似乎有点牵强。翻译是将原作所包含的信息用另外一种语言表达出来,而不是以原作作为准则。翻译标准“指翻译活动必须遵循的准绳,是衡量译文质量的尺度,是翻译工作者不断努力以期达到的目标”。原作只是翻译的信息源和裎础,是译文质量对照的对象。辜氏的最髙标准和具体标准对我们有启发意义。虽然目前没有一个大家都认同的翻译标准,但是我们可以共同探讨,制订一个“大标准”,然后,在这个标准的莶础上,根据不同的文本特点, 制订具体的具有行业文本文体特色的小标准。如,商务翻译标准、科技翻译标准、 文学翻译标准、新闻翻译标准等。在这个基础上,再根据每一个具体标准制订更为具体的标准,如商务翻译中再分为广告翻译标准,商务法律、法规翻译标准;文学翻译标准可以再细分为小说翻译标准、诗歌翻译标准、戏剧翻译标准等。


此外,郑海凌提出崭新的翻译标准:“和谐说。”她提出此说是以中国传统哲学“中谕之道”为基础的。她解释道:“我们提出的‘和谐说’的哲学基础,是我国古代文化思想里的‘中和’观念和我国古典美学里的‘中和之美’。”按照这种翻译标准,译者必须把握好分寸,在翻译过程中准确地把握好“度”,“译者在审美创造的过程中,一方面要正确地理解原作,另一方面要恰当地表现原作,既不能太过,也不能不及,以其敏锐的分寸感把握‘适中’最终达到‘和谐’的审美效果”。“和谐”的关键是适中,换言之,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原作信息用译入语表达时出现的矛盾进行处理时,不能太左,也不能太右。郑海凌的和 谐说主要是针对文学翻译的,对国际商务翻译的指导意义不大。文学翻译讲究审美效果,而商务翻译讲究客观,不需要追求美的效果。不过,如果抛开审美意识,以 中谕之道为鉴础的“和谐说”对商务翻译还是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任何翻译过程中都会遇到问题,在进行问题处理的过程中,有时为了达到翻译目的,只有在取舍的矛盾中采取适中的办法来解决问题。


杨晓荣在其著作《翻译批评导论》中提出翻译标准的“第三种状态”。她研究翻译标准的二元对立后,在翻译标准的多元的甚础上提出“第三种状态”,其核心也是试图找出一条中间的道路来阐释翻译标准。她的第三种状态与郑海凌的和谐说有异曲同工之处,都是以中谕的哲学为基础的。但是,如果说郑海凌试图寻找两者之间的适中方法的话,杨晓荣的第三种状态走出了二元对立的状态,在二元的基础上,寻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介乎两者之间又包含两者的“第三种状态”。杨晓荣说‘第三种状态’既不是A,也不是B,因为它不纯粹;但它又兼有两者的性质,因此又可以说它既是A,也是B。”杨晓荣解释说:“‘第三种状态’作为翻译标准也不是‘多元互补’。”杨氏的“第三种状态” 寻求一种融合性的平衡。但是,至于怎样做到平衡,作者若能多作阐释,就更有实用意义。不过,杨氏提出,翻译标准有个依据的问题,这就是:条件。这种提法有十分积极的意义。我们提出一个翻译标准,其先决条件是该标准所针对的对象是什 么,是文学翻译还是科技翻译,或是商务翻译。杨氏对“条件”作了较为翔实的解释,有理、有据,颇令人信服。杨晓荣认为:“无条件地讲翻译标准,好像怎么说都有道理,也都不完全对,但是,只要对某一特定的翻译活动的需求一出现。翻译这个概念就由抽象化为了具体,各种相关因素因而产生(包括译者的翻译观),翻译标准也就明确了。”说到底,翻译标准的确定是以该标准的适用对象为前提条件。讲到适应,我们有必要提到胡庚中的“翻译适应选择论”。他借用了达尔文的“适者生存”和“自然选择”的基本原理,将翻译标准的基础建立在适应选择论上。


胡庚中的翻译标准就是 “整合适应选择度”。他认为“适”与“不适”由译者决定,因为他的翻译理念是“译者 中心”。怎样判断自己的翻译是否“适”还是“不适”,得靠译者自己主宰了。其实, 胡庚中的理论与上述郑海凌的“和谐”论,杨晓荣的“第三种状态”有相似性,译者确定翻译标准靠自己去把握“适”与“不适”的“度”。


谭载喜认为“翻译标准的厘定是翻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环节”。他将翻译标准分为几个不同的层次:①内容对等层次;②形式对等层次;③完 全对等层次;④部分对等层次;⑤功能对等层次;⑥话语类型层次:说明不同的话语 类型必须制定不同的翻译标准;⑦言语风格层次;⑧译文实用层次。谭氏的分类是建立在对等的基础上的,具有实用意义。翻译标准的厘定过去只注重原作,现在还注重译作读者。


另外,翻译的目的论,为翻译标准的确定提供了一个新的依据。翻译的目的是什么?同样的原作,翻译给不同的读者阅读,翻译标准是不一样的。《圣经》的对象不相同,因而翻译时的标准就不一样。所以,翻译标准的确定是建立在以原文文本的文体、体裁为依据,以译文读者需求为目的的基础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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