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的对等或忠实是不可能的

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关于翻译标准的讨论实际上谈的都不是要不要忠实的问题，这个问题的答案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不忠实还叫翻译吗？因此好像也有了共识。然而近年来，由于对话理论、接受理论和解构主义思潮的影响，读者以及作为特殊读者的译者的地位上升，人们对庞德译中国诗现象有了更为积极的、更具文化意义的解释，这个问题的答案似乎又有些模糊了。尽管如此，以忠实作为翻译标准第一要义的主流思想，迄今为止其地位还是相当稳固的，对读者接受的考虑作为传统标准中早已包含的内容（不信可重温一下20世纪30年代的那场大讨论），并没有对“忠实”这个标准产生新的冲击（接受理论只是把原来没有说清楚的原理说清楚了），译者地位的提升至今还只停留在书斋里，翻译界对这一观点的理解也比较积极、冷静，不负责任的胡译仍然是翻译界主流舆论谴责的对象。

那么，除去以上内容，有关翻译标准的讨论究竟集中在什么问题上呢?就其实质而言，这些讨论大体上是围绕以下两个问题展开的：

1. 到底怎样才算忠实（即忠实的内涵：忠实是相对于什么而言的，在哪些方面，包括哪些要素）；

2. 这种忠实的限度（即可译性问题，而这个问题又与可读性或通顺、流畅、明白可解等行文方面的要求有关：可译性是相对的，往往以可读性为界限）。

可以看出，这里存在着一个二元现象，就像是一条线段的两个端点，在此，一头是原作，另一头是接受者，翻译标准就在这两端之间游移：是倾向于此，还是倾向于彼，或者说，是author-oriented，还是receptor-oriented。仔细分析一下众多论者对翻译标准的表述，都不难发现这种二元的存在，尽管这些论者的实际取向往往并不是将二元对立起来，而是二者兼顾，倾向只是为了强调某一个侧面而已。

东晋道安：“遂案本而传，不令有损言游字；时改倒句，余尽实录也。”—显然是尽量向原作靠拢的。

曾虚白（1929）：“我以为翻译的标准……只有一端，那就是把原书给我的感应忠实地表现出来。我决不夸张地说，这就是原书，我只说，这是我所见到的原书。”这基本上也是author-oriented，只不过加了译者的中介或“过滤”而已。

Nida对翻译标准的典型表述是：the closest natural equivalent (of the source language message) (Nida &Taber,1969:12)。分解来看：closest是向原文的倾斜；natural是可读性问题，其中不乏以原文为依据的意思（一般来说原文也是natural的），但主要还是为读者理解提供方便，因此可看作是向接受者的倾斜；equivalent 又是以原文为基准的概念。

一般认为fidelity当然是指忠实于原文，尽管这里也有为读者着想的成分——读者有权了解原作的真实面貌。此外还有别的角度。如Tytler针对文化冲突对翻译的影响谈到fidelity的时候，就认为文化上的忠实应考虑读者的接受问题：“亚历山大·泰特勒的讨论说明：忠实与否不能根据词语是否在形式上与原文排列一致来判断，而只能从功能上看译文是否为预期的读者所接受。”(Alexander Tytler's discussion makes it clear that fidelity is not to be positionally judged by forrmally matching words and expressions, but by the functional approach of whether the translation is acceptable to the public to which it is directed.) (Kelly,1979:209) 这里体现了来自另一端的对忠实的限定，即它的终点。

我们来分析一下严复的“信达雅”。“信”的取向是原文；“达”，如前面对natural的分析，主要是针对接受者需求的；问题出在“雅”字上：严复当初的“雅”是为读者考虑的，而后人的批评却是出自另一个方向的考虑：原文不雅，何以雅之！双方的出发点是不一样的。又陵先生的“翻译观”颇符合当代的接受理论，与Nida译《圣经》重视与读者的沟通和鲁迅赞成为适应不同读者而应有不同译本的观点十分接近，倒是对“雅”的上述批评更具有经典的学院派味道，代表的是另一种翻译观，如Peter Newmark所说的semantic translation（语义型翻译）。

所谓翻译的常规标准，指的是现在通用的一个原则性的最低标准，即“忠实，通顺”。这个标准非常典型地体现了翻译标准上的二元观念。等值论或等效论看起来似乎只有一元，即向原作的倾斜，但实际上仍隐含着对接受的考虑，这就是等值或等效的限度，即客观上的可能性和主观上对对等度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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